1984年8月21日，出獄不到一週的高俊明牧師，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謝函，感謝上帝的保守，也感謝海內外教會及信徒長期的關懷、聲援與代禱。
這封謝函不只是一位政治受難者重獲自由後的致謝，更是一份從監獄中淬鍊而成的信仰告白：基督徒不能只在安全之處談論愛，教會也不能在人民遭受壓迫時保持沉默。
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，中國國民黨政權對民主運動人士展開全面逮捕。當時擔任《美麗島雜誌》總經理的施明德遭到通緝，在逃亡期間輾轉向高俊明牧師求助。
高牧師明知援助遭通緝者可能付出沉重代價，仍基於基督信仰，聯絡林文珍長老提供暫時藏身之處。對他而言，站在眼前的不是抽象的「政治犯」，而是一個走投無路、生命受到威脅的人。
1980年4月24日，高俊明牧師遭逮捕；同年6月，軍事法庭以「共同藏匿叛徒」判處他有期徒刑七年，並宣告除酌留家屬必要生活費外，沒收其餘財產。直到1984年8月15日，他才提前獲釋。官方資料記載，他實際遭囚禁四年三個月又二十一日。
在威權年代，「叛徒」往往不是客觀的司法概念，而是統治者用來將異議者排除於人民共同體之外的政治標籤。當國家先把一個人污名化為敵人，接著就能把援助他的人一併定罪。這種法律不是為了保護人民，而是為了掌控威權政權。
高俊明牧師後來在《十字架之路：高俊明牧師回憶錄》中指出，國民黨政權決意逮捕他，至少有三項更深層的政治原因。
他被認為必須為長老教會三次重要聲明負責，包括1971年的〈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〉、1975年的〈我們的呼籲〉及1977年的〈人權宣言〉。其中〈人權宣言〉公開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人民決定，並促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，使台灣成為「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」，直接觸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禁忌。
高牧師始終主張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應重返普世教會協會（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），與世界教會保持團契。國民黨政權卻把普世交往置於反共意識形態之下，企圖控制教會的國際關係。
才是援助施明德逃亡的事件。
換言之，援助施明德只是逮捕的導火線。國民黨真正無法容忍的，是一間拒絕向國家權力屈服、堅持台灣人民自決並與普世教會連結的教會。
高牧師坦然說：「我若不下獄於藏匿案，也會下獄於別的案件；總而言之，我都無怨無悔。有幸為台灣下獄，我深以為榮。」
這不是浪漫化牢獄之苦，更不是追求政治英雄的光環，而是明白信仰有時必須付出代價。真正令他痛苦的，並不是自己的刑期，而是林文珍、施瑞雲等人因這件事受到牽連。尤其想到林文珍女士所承受的苦難，他仍「心痛如絞」。
這份痛苦提醒我們：紀念民主先行者，不能只塑造少數英雄，也要記得那些提供住所、傳遞消息、照顧家人，最後卻被捕、受審、失去自由的平凡人。歷史的大門，往往是由許多沒有留下響亮姓名的人共同推開。
有人以為教會參與公共事務就是「太政治」。然而，高俊明牧師所展現的並不是政黨政治，而是福音的公共責任。
耶穌說：「我流浪異鄉，你們接待我；我在監獄裡，你們來探望我。」（馬太福音25章35、36節）特別是在初代信徒受到威權統治者的壓迫下成為政治受難者。基督沒有要求門徒先調閱對方的政治檔案，再決定是否伸出援手。當一個人的生命與尊嚴受到威脅，接待他、保護他，就是接待基督。
國家可以制定法律，卻不能壟斷人的良知；政權可以建造監獄，卻不能要求教會把順服政權置於順服上帝之上。當威權統治者以國家安全之名迫害人民，教會若保持沉默，沉默便不再是中立，而可能成為壓迫制度的一部分。
2019年5月30日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式公告撤銷高俊明牧師所受的有罪判決。這項平復遲到了三十九年，也證明當年的軍事審判並非單純依法辦理，而是威權統治者不法的一環。
1984年8月21日的出獄謝函告訴我們：自由從來不是統治者心血來潮的賞賜，而是無數人以青春、家庭、職業甚至生命換來的公共資產。
今天的台灣已能公開談論人權、自決與國家前途，但民主並沒有因此取得永久保固。威權可能換上新的語言，以假訊息、認知作戰、政治滲透及對獨裁政權的依附，再度侵蝕得來不易的自由。
紀念高俊明牧師，不只是懷念一位勇敢的牧者，更是再次追問：當受壓迫者敲門時，我們是否願意開門？當權力要求教會噤聲時，我們是否仍敢「以愛心說誠實話」？
監獄的鐵門曾經關住高俊明牧師的身體，卻關不住他的良知。因為真正自由的人，不是從未進過監獄的人，而是在威權面前仍拒絕交出靈魂的人。
高俊明牧師「有幸為台灣下獄」的見證，並不是要後人歌頌苦難，而是呼召我們建造一個不再需要任何人因行善、庇護受難者、追求民主自由而入獄的台灣。這才是對他的謝函最深刻的回信。
1984年8月21日，高俊明牧師出獄謝函